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述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是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指导各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所经历的独具特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尚德、勇于反抗侵略和压迫、爱和平、重谋略、荣誉心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长时期领先的科学技术，以长于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为突出特征的诸子思想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岭皆备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色。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 它出现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⒈萌生时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 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⒉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 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 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⒊充实提高时期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 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 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⒋系统完善时期　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 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 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参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社，1997年4月版)

 军队体制编制的变革　

    新军事革命将给军队编制体制带来根本性变革，其主要表现是：

　　1.军队规模将大幅度压缩。安德鲁·马歇尔指出："人数少、职业化程度高的军队将取代大规模军队。"这主要是因为：在未来广泛使用高技术兵器的战场上,军队的数量、质量与战斗力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根本变化；质量将升至主导地位,数量将退居次要地位；质量可以弥补数量的不足,数量往往难以抵消质量上的差距。有鉴于此,再加上大战更加遥远、军费拮据等原因,进入２０世纪90年代以后,各大国都在大幅度压缩军队规模。

　　美军现役兵力已由1991年的200万减至目前的158万,到本世纪末将减至140万,压缩幅度为30%。俄军组建之初为280万,到2000年将减至150万,裁军近46%。英军从90年代初开始裁减,到本世纪末将由30.09万减到21.6万,压缩30.1%。德军1990年现役兵力为60万,到本世纪末将减至30万,裁减幅度为50%。各国裁军的特点是,多裁减陆军,少裁减海、空军；多裁减高级领导机关人员,少裁减部队，多裁减一般部队,少裁减重点部队。

　　2.指挥体制将"扁平网络化"。在工业时代,军队指挥体制的构成形态为从最高统帅部到基层部(分)队、从上到下横向不联结、纵长横窄的"树"状结构。这种结构的弊端是：信息流程长,平级单位之间、侦察系统与武器系统之间不能横向勾通,必需经上级中转；抗毁力差,被切断"一枝"就影响一片,切断"主干",则全部瘫痪。因此,美军指出,海湾战争中伊军的惨败证明,"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指挥体制已经过时"。

　　为了适应信息时代和信息战的要求,发达国家的军队正在酝酿变纵长形"树"状指挥体制为扁平形"网"状指挥体制。这种指挥体制的结构特征是：外形扁平,横向联通,纵横一体。外形扁平要求减少指挥层次,缩短信息流程,充分发挥横向网络的作用,使尽量多的作战单元同处一个信息流动层次。横向联通是指,不仅平级单位之间能直接勾通联系,各作战平台之间也能实时交换信息。实现纵横一体的关键设备是计算机,不仅在指挥中心、网络节点,而且每件武器、每个士兵都有计算机,"整个战场就像一个计算机大平台",从而实现信息流程最优化,信息流动实时化,信息采集、传递、处理、存储、使用一体化。

　　"网"状指挥体制,除了信息传输速度快、保密性能好、失真率低、抗干扰能力强以外,还有两个最突出的优点。一是生存率高,扁平形网络纵横交错,节点多,机动用户可随时在网络中与3-4个节点联系,防止出现"切断一枝影响一片"的现象。二是适应指挥决策分散化的要求。沙利文讲："分散决策,而不是集中决策,才是21世纪的主要方向。"在信息战中,要求充分发挥下级指挥官的主观能动性,要求他们实时决策,实时指挥。而网络化的指挥结构,完全可满足这些要求。

　　3.部队编制将小型化、一体化。美军计划以旅取代目前的师,使旅成为编有各种作战和保障分队的基本战术单位,在作战中遂行目前师的职能。俄军也准备由"集团军--师"制改为"军--旅"制。日军的设想是,陆军全部撤销师一级编制,代之以编有3000人左右的旅。

　　一体化部队比合成部队的合成度更高、内部结合更紧密、协同作战能力更强。美军设想组建4种一体化部队：由装甲兵、炮兵、机步兵、导弹兵、攻击与运输直升机分队组成的一体化地面部队；由多机种组成的空军混编联队和中队；编有"飞行坦克"的"陆空机械化部队"；由1个陆军旅特遣队、1个空军战斗机中队、1支海军舰艇部队和1个陆战队远征分队编成的陆海空"联合特遣部队"。俄军在未来10-15年内拟组建集各军兵种作战能力于一身的"多用途机动部队",适于打"空天战"的由地面、空中和太空兵力组成的"航空航天部队",以及由各军种非核战略力量组成的"非核战略威慑部队"。

　　美国不仅是新军事革命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还采取了许多实际步骤在本国大力推进军事革命。

　　一是建立专门机构,进行总体筹划。1994年1月,美国防部长佩里下令成立了以国防部副部长多伊奇为首的"军事革命高级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防部办公厅、参联会和各军种部的代表组成,下设5个工作组,计划对"如何实施军事革命"分三个阶段进行2-3年的论证研究。此后,各军种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如陆军的数字化办公室、海军的新作战概念研究委员会、空军的"革命性规划制订程序"研究组。

　　二是鼓励学术单位进行理论研究。为了制造舆论,扩大影响,采取对策,迎接挑战,美国军方还鼓励或资助军内外"思想库"对新军事革命深入地进行理论探讨。例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军事技术革命"的长篇研究报告,重点探讨了新军事革命的构成要素。兰德公司给军方提供的研究报告是"第三次军事革命",着重论述了引发这次军事革命的科学技术因素。国防预算规划研究中心在其"从骑兵到计算机军事革命"的报告中,阐述了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军事革命、美国应汲取的经验教训及应采取的措施。航空航天协会的一个研究机构,建议美国防部制订统一的信息战政策。国防科学委员会,向国防部提供了题为"战场信息结构"的研究报告。

　　三是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近年来,美国军内外学术研究机构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探讨新军事革命的问题。1994年4月,陆军军事学院召开了第五届战略讨论会,主题是"军事革命--界定21世纪陆军"。1994年11月,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海军分析中心、美国电子工业协会都召开了军事革命学术讨论会,其中心议题分别是信息技术对战争的影响、技术革命与未来美国军事力量、技术在军事革命中的作用。1994年12月,国防战备协会在一次研讨会上讨论了"军事革命对美军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影响"。1995年4月,国防预算规划中心召开的研讨会的主题是"军事革命：机遇与风险"。

　　四是研究信息战理论,建设数字化部队与数字化战场。美军非常重视信息战理论的研究,不仅深入地探讨了信息战的定义、实质、原则与影响,还制定了。《FM100-6信息战》条令。在建设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方面,美军也走在了前面。它已制定出具体计划和实施步骤,已建成一个数字化营,拟定了数字化旅和师的编成方案,并计划于1997年2月进行数字化旅演习实验,1997年8月进行数字化师演习实验。

　　五是成立战斗实验室和试验部队。在推进新军事革命过程中,要对提出的新作战理论、新战法、新武器系统的性能、新部队编制方案,进行演示、试验、评估和论证。为此,美军成立了6个战斗实验室和一支试验部队。这6个实验室是早期进入战斗实验室、乘车进入战场战斗实验室、徒步进入战场战斗实验室、同时进攻战斗实验室、作战指挥战斗实验室和战斗勤务支援战斗实验室。美军选定的实验部队是第二装甲师的1个旅。该旅换装数字化装备、得到从师里抽调的战斗支援和战斗勤务支援分队的加强后,组成了"数字化旅特遣队"。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信息社会的国家,美军的技术装备最先进,因此它在这次军事革命中先行一步是不奇怪的。但是,美军对新军事革命如此积极热情,也自有考虑,居心叵测。近因是:利用新技术创造一种新型的"闪击战"理论,极大地提高美军的作战效能；保持美军的"技术优势"、"编制优势"和"质量优势"；通过转变观念,开拓创新,找到一条高效率、高效益建设军队的路子。最终目的是：通过先于其他国家推进和完成军事革命,使美国在下个世纪拥有一支具有"高水平非核战略威慑能力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凭借这支力量,"使敌国依从美国的愿望,无条件或在提出很少要求的情况下投降",从而"左右国际体制",按美国的价值观"去塑造这个世界"。(参见《新军事革命论》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6年12月版　高春翔主编)

 武器装备的断代性飞跃

  　武器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是军事斗争的基本工具。研究军事上的革命，不能不考察武器的变革。

　　始于２０世纪50、6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成果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精确制导、遥感和探测、卫星通信和卫星预警、全球定位导航、隐身、激光、微光夜视、光电子对抗等一系列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时间，精确制导武器、红外传感装置、高能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C3I系统、全球联合定位攻击系统、隐身武器等高新技术武器装备蜂拥而至。面对这些蜂拥而至的新技术、新武器及其导致战场面貌的全然改观，人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武器发展史上具有根本性、甚至是断代性飞跃的时刻到来了。然而，这个质的、断代性的飞跃究竟是什么呢?考察这个变化，是深刻认识这场新军事革命本质的前提。

　　1.武器性质的变化。传统武器是由物质、能量两大要素构成的。冷兵器由人的体能和物质的结合转化为杀伤力；火器通过化学能、机械能与物质的结合转化为火力和机动力；核武器则以核能转化为毁伤力。这些武器都是有形的物质实体，其作用对象和目标相应地主要也是有生力量和有形物体，其核心性能有二：一是杀伤力，二是机动力。而新技术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高新武器，尽管名目繁多，用途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表征，那就是它们都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和依托的武器系统。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一件高新武器可以不依赖于信息和信息技术。可见，新武器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追求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而不是物质和能量两大要素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造就了新武器根本质上的革命性变化：它使武器改变或部分改变了原先那种纯粹的实体物质的机械性质，增加了除杀伤力、机动力之外两个更为主要的崭新能力，即智力和结构力。所谓智力，即信息要素的输入，使武器系统成为某种程度上具有中枢神经、大脑、眼晴的人机结合体，如无人驾驶飞机，精确制导武器，自动化、智能化指挥控制系统，各种类型的战场机器人，无人水面舰艇和潜艇等等。所谓结构力，即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原来典型机械时代特征的分解性单个功能的武器系统，如目标探测、跟踪识别、指挥控制、火力打击、战场机动、防御合成一个整体系统，也把整个作战范围的参战诸军兵种部队及武器平台、指挥控制、情报通信、后勤保障等合成一个精干而密切协同的有机整体，这就为20世纪的庞大战争机器最终退出主宰战争的历史舞台奠定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实际上信息技术是把布满无形物质的整个空间联接成了密集而有序的结构网络，上面两个合成正是这种无形的空间结构网络的结果。我们看到的现代战场上起决定因素的近实时精确远程打击，主要依靠的就不是加大杀伤力和机动力，而是信息带来的结构威力。另外，目前世界武器发展领域中越来越显示最新方向和发展潜力的是全频谱电子干扰、定向能武器、粒子束武器、生物武器、计算机病毒等以瘫痪敌作战系统为目标的软杀伤武器。按照武器发展的矛与盾运动规律，这也从反面佐证了新武器同旧武器质的区别。可见，在未来战场上，越来越起主导作用的将是信息武器的智力和结构力，这相对于以往每一次武器的重大发展都仅仅是火力和机动力的大幅度提高，当然是一次根本性的转折，是一次断代性的飞跃。不过，我们说智力、结构力越来越起主导作用，并不是说就无需杀伤力和机动力了，而是说后者必须依赖于前者才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获得实现。

　　2.武器效能的变化。自有战争以来，兵器毁伤力的每一次重大提高，都极大地提高了作战效能。工业革命时代，武器的发展思路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加大毁伤力和机动速度来增大作战效能。在工业革命的150年中，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增加了5个数量级。原子弹的诞生，一下子使毁伤力提高到相对于火药发明以后所有战争所消耗弹药的总和。原子弹足以毁灭整个地球的巨大毁伤力最终反而成了限制它使用的原因，武器的毁伤力终于达到了极限。紧接着，兵器的航(射)程、速度在20世纪下半叶也都达到或接近了物理极限或人的体能极限。如螺旋桨飞机的最大航速从1920年的不足160公里猛增到1953年的560公里后，40年来几乎毫无变化。战斗机的机动能力今天已超过9个G力，但飞行员在空中格斗时的体能极限仅为2个G力，超过这个极限，飞行员就难以保持飞行高度，应付作战压力，并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做出反应。然而，核武器无限毁伤力的不可使用性、武器的硬件指标达到或接近物理和人的体能极限所导致的实际作战效能的低增长局面，恰如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前夜的危机，必然孕育着对它做出反应的全新革命。信息为主导的武器系统 (包括新机理武器)便是这一全新革命的物质基础。它依靠其智力和结构力两大崭新的性能，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上述极限，获得了实战效能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高。如二战中，摧毁一个目标大约需要9000枚炸弹；越战期间，大约需要300枚；而海湾战争中摧毁一个目标仅需2枚精确制导武器。再如激光制导武器，照射速度如光的传播速度之快，每秒约30万公里。在数百米至数百公里距离上几乎是实时，命中概率为97%，可以说几乎是百发百中，指哪打哪。苏联科学家80年代就曾计算出，计算机的人控系统能在1．6分钟内操纵4门火炮摧毁35个分离的目标，而65年前摧毁这些目标则需要2个小时。总之，信息为主导的武器系统所带来的巨大作战效能是以往的传统武器所不能比拟的。

　　3.武器组成的变化。从战争和武器的发展史上来看，一种新武器最终取代旧武器而成为战场的主导武器，往往要有一个量变积累过程，要经过一个其在整个武器系统中的数量比重及地位作用不断增长时期。但是一旦它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成为战场的主导性因素，那么，一场新的军事革命也必将伴随而来。如14世纪末火枪传到欧洲后，经过了漫长的3个世纪的缓慢发展，直到17世纪才终于大量装备欧洲军队，成为战场的主导武器，于是以古斯塔夫为领率的第一次军事革命也就应运而生了。又如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出现，但当时数量有限只是作为步兵的支援武器，所以不可能成为战场的主导武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大规模发展坦克，实施坦克――飞机协同的"闪击战"，坦克的潜能才大大发挥出来，一举成为战场的主导武器。一场坦克、飞机取代传统步兵在以往战争中的主导地位的军事革命又得以成熟。纵观信息为主导武器系统的发展，它从形成到最终成为赢得现代战争的主导因素，也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50年代末60年代初，信息技术武器就已问世。1967年侵越美军仅仅使用一枚"白星眼"激光制导炸弹就命中了清化桥(与1965年他们使用79架飞机、120枚普通炸弹、32枚空地导弹轰炸该桥失败形成鲜明对比)，这可视为信息兵器在实战中崭露头角。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的萨姆－6导弹成功地对抗以军的F－14、A－4飞机上的电子干扰设备。1982年以军在贝卡谷地运用电子信息武器仅6分钟就摧毁了叙军19个导弹发射点等，都是运用信息武器的成功战例。进入80年代以来，各种信息武器系统更加配套完善。英阿马岛之战中，电子对抗已从过去的保障支援手段上升为十分重要的直接作战方式。美军空袭利比亚的"黄金海岸"行动，更是一场典型的信息武器唱主角的新型战争。然而，这些战例还不足以成为划分新军事革命的起始界线。因为在当时的世界战争实践中，上述战争终究还只是规模有限的局部现象，占据主导地位的、笼罩整个世界的仍是欧洲战场大规模地面武器对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模式的阴影，信息技术武器也还没有成为世界武器装备发展的主流。1991年的海湾战争才是这场新军事革命的最后催化剂。尽管海湾战争还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信息时代的战争，但它毕竟展示了以信息武器为主导兵器、以第四维空间为主要战场的全新战争样式，同时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那种庞大的地面坦克大会战战争样式的寿终正寝。与此同时，海湾战争后，世界主要国家武器装备发展中信息化武器系统占据了极为引人注目的、甚至是绝对的统治地位，不仅全新的信息化武器大量装备部队，而且传统武器系统也都在进行嵌装信息化数字系统的改装。一个以信息化武器为主导，以夺取第四维空间主导权为目标的全新武器系统正在构架之中，而坦克、火炮、飞机、航母这些往日战场上的支柱，则不得不屈降尊位，逐渐退离中心舞台或者进行信息化改装了。目前，美国停止坦克的采购计划、建造新型导弹战舰以部分取代航母等计划多少也反映了上述武器发展的总趋势。(参见《军事革命问题的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朱小莉著)

信息战中的军队战斗力

　  信息战条件下军队的战斗力，是指军队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和信息手段，极大地发挥信息攻防力和火力杀伤力，从而完成作战任务的作战能力。

　　1.信息战条件下军队战斗力的构成。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力量，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是人和武器。在信息战条件下，人和武器两个要素可进一步分解和细化为知识化作战人员、指挥网络系统、数字化通信系统、信息化武器系统、武器化信息系统等五大要素（见下图）。图中虚线表示信息流动的逻辑关系，实线表示信息流动的物理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战斗力物质力量将向更深层次和更高表现形式发展，而且未来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

　　信息战条件下军队作战能力是军队物质力量外在的真实表现，主要由信息和工程防护能力、火力和信息杀伤能力、远距离智能控制力、信息综合和决策力等基本能力构成（如图所示）。军队作战能力的形成，是通过人、武器与信息间的有机结合实现的。信息作用的增大，使人在战斗力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对人员知识水平的限定更加严格。离开了信息或信息利用水平低，人便不能与武器有机结合，就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若作战人员不具有相应的能力，即便是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军队，也不具有信息条件下的战斗力。

　　2.信息战条件下军队战斗力的运用。战斗力运用的总体目标，可概括为在物质力量或作战能力一定的情况下，如何获取最大的胜利。或者说，在战斗结局已定的情况下，如何尽量减少物质力量的损失和降低能力的消耗。以这一总体目标为出发点，根据信息战条件下战斗力的特征和构成，以及各种作战能力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在信息战条件下战斗力的运用应遵循以下策略。

　　信息战中敌我双方的首要问题是防护问题，特别是信息防护，作战中，要以信息防护为重点，强调与装备防护密切结合。这是战斗力运用的首要策略。

　　第一，信息防护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搞好信息防护可确保军队系统核心机密的安全，而这些机密系统一旦遭到敌计算机病毒的攻击或信息被敌窃取，将直接造成信息战指挥失灵、武器失控，以致被动挨打，甚至自相残杀等，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当今世界各国的高技术武器装备和核武器系统都是由计算机控制的，一旦其核心系统的安全性受到威胁，武器就有可能被敌人启用或被起爆。因此，在信息攻防这对矛盾中，信息防护比信息进攻更为重要，没有信息防护能力就很难有信息进攻能力。

　　第二，信息防护应成为工程防护的前提。在信息战中，一旦装备的技术特性和配置信息被泄漏，工程防护便失去意义。根据美军对武器装备性能的分析，雷达一旦被敌"目标锁定导弹"盯上后，隐匿规避、停机控制辐射、释放干扰等等电子战法都将统统失效。所以美军声称，在未来信息战中，要让敌方的雷达"开机必死"，争取摘掉对方的"望远镜"。

　　第三，工程防护是装备防护的基础，信息防护必须与之密切结合。装备防护包括武器装备防护和信息装备防护两个方面。由于信息装备自身存在着防护问题，所以不可能离开装备防护而孤立地研究信息防护问题。美军认为，信息战强调在远距离上快速机动、全方位立体实施作战，使工事构筑更为复杂和困难。因此，要在充分利用自然有利地形的基础上，注重技术防护、信息防护和工程防护的有机结合。

②以火力打击为基础，发挥信息的杀伤威慑作用

　　以火力打击为基础，这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信息战也必须遵循这一法则，所不同的是，信息战主要考虑如何有效地赢得战争，而不是如何有效地杀伤敌人，换句话说，在信息战中产生了比火力杀伤更为有效的赢得战争胜利的方法和手段。这就是以火力打击为基础，发挥信息的杀伤作用和威慑作用。

　　发挥信息的杀伤和威慑作用，可以极大地减少作战消耗，提高战斗力效费比。统计资料表明，导弹打飞机的效费比为1：20，而信息攻击系统与被攻击信息网络的效费比为1：10000以上。导弹消耗后不能复生，而信息系统在攻击对方网络系统后自身没有任何损耗。

　　集中火力而不是集中部队，是信息战的基本观点。根据信息战条件下遂行战斗任务的需要，部队将实行科学合理的小分队、合成化的战斗编成，疏散地配置在广阔的数字化战场上。而信息战胜负的关键是要各小分队密切协调，形成整体战斗力。以战场控制力核心，使小分队作战形成整体，就是要通过指挥自动化系统，把散布于各处的火力单元集中到具体目标上，使不同军兵种、不同部队和不同的武器系统协调有序地、有效地投入战斗，使之产生大于各部队效能之和的整体战斗力。从战斗力运用的总体目标这一层次上来分析，以战场控制为核心，使小分队作战形成整体，使有限的物质力量产生更大的战斗力，这应作为信息战条件下战斗力运用的重要策略。

　　信息战条件下的战斗力要以体能素质为前提。在信息战条件下，电子士兵的各种装备负荷将在40公斤以上，没有强的体能素质，就不可能在这种负重条件下保持作战能力。

　　把知识化、高学历人员合理地配置到信息战的一线战场，是信息战的客观要求。在两军交战中，人员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战斗力的生成呢？历史事实表明，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人员知识优势就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一是当一支装备优良的部队对抗一支数量众多而技术装备落后的敌人时；二是当交战双方除人员知识水平外，其他方面相近时；三是当人员的知识优势抵消或极大地降低了对手的某种优势时。信息战追求非线性战场、非接触性作战、远距离智能杀伤、灵活的网络化指挥。作战人员没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要实现各作战人员的密切协调和小分队的整体作战是不可能的。由于人员知识水平的优势可以抵消敌人信息技术的优势，因此，提高人员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把知识化、高学历人员合理地配置到信息战的一线战场，将使知识和信息直接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 (参见《军事通信学术》2000年第1期)

光电子技术对军事革命的影响

    光电子技术，是以激光器和探测器为基础，由光学、电子、精密机械、计算机等技术融合而成的一项多元技术。60年代以来，现代光电子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先是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和前苏联，后是一些中小国家，均大力开发光电子技术，并迅速将其物化为军事装备，使武器系统迈入综合应用高技术的新阶段。光电子技术具有探测精度高、信息量大、信息传输快、抗干扰和保密性强等特点，广泛应用于侦察、识别、预警、反隐形、跟踪、制导、火控、通信、导航、模拟训练、信息处理、光电子对抗等领域。

　　近年来，许多国家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光电子技术。当前，各国发展军事光电子技术的重点是:

　　第一，光电侦察、监视、预警与火控。在各种侦察卫星和战略侦察飞机上都装有大量的光电侦察设备，如各种谱段的照相机、电视摄像机、扫描探测器、辐射计和波谱仪等，这些设备在侦察和监视敌方军事设施和军事行动，特别是对弹道导弹预警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供战术侦察和监视用的各种光电设备，或单独使用，或构成火控系统，应用范围很广。

　　第二，光电制导和导航。光电制导是战术精确制导武器采用的主要技术之一，包括电视制导、红外制导、激光制导、光纤制导、图像匹配制导等。这种制导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第三，光纤通信、指挥和控制。光纤通信、光盘、光电大屏幕显示系统已经进入军事指挥、控制、通信系统。光纤通信干线以及飞机、舰船、坦克、雷达站和导弹的内部光纤通信传输系统正在迅速扩大应用范围，空间激光通信，对潜艇激光通信和激光反潜侦察技术等也都在积极开发之中。光盘由于存储容量大，寿命长，存取速度快，现已进入军事领域，用于地图、模拟训练和指挥控制系统；光电大屏幕显示系统则成了现代指挥中心不可缺少的设备。

　　第四，激光武器和光电对抗。激光武器分为战术和战略两大类。战术激光武器中的激光致盲武器已进入工程研制或试用阶段，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逐步装备部队；反卫星、反洲际弹道导弹用的战略激光武器，也处于探索研究阶段。激光武器这种咄咄逼人的发展趋势，反过来又促进了反激光手段的研究。由于光电装备日益增多，其威胁日趋严重，各国都十分重视开发能对抗光电武器装备的手段，如激光和红外报警器、曳光弹、缩小目标光学截面、热抑制、光粒子诱饵、干扰机和涂料等。(参见《世界新军事革命》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4月版 王保存著)

信息社会对军队建设的影响　

    军队主要是准备打仗或打仗的人群，社会主要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群。军队的组织结构必然与相应的社会产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军队建设的思路必然能从社会发展的思路中看到自己的"倒影"。

　　１.要把信息化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是其支柱产业。这些反映到军队建设上，就要求我们把信息化作为军事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装备发展上，不仅要用信息技术改造现有武器系统，还要研制全新的信息化装备。在组织体制改革上，要以能使信息在军事系统内快速流动为着眼点。在军事理论研究上，要深入探讨信息革命对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作战理论的影响。在军事训练上，要设置信息作战科目，演练信息战战法。

　　２.要缩小军队规模提高军队质量。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作为第二次浪潮经济明显特征的大规模生产变得越来越过时"，"大企业变小了，小企业成倍地增加"。美国陆军少将莫雷利在1982年同托夫勒见面时也说:"发生于经济和社会的非大规模化也将发生于军队。与社会生产的非大规模化相适应，我们正在走向军队的非大规模化。"莫雷利的预言在10年后被证实了，进入90年代后，世界各国便掀起了裁军热，纷纷压缩军队规模，提高军队质量，走精兵、高效之路。

　　３.要使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扁平网络化"工业社会造就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是纵长横窄的层级式塔形结构。这种结构在工业时代运转良好，但到了信息时代就不适用了，因为它在信息攻击面前有很大的脆弱性，破坏了支撑结构的主干，整个结构就会陷于瘫痪。目前，西方国家的一些公司，正在减少中间层次。与此同时，在军队中也出现了使其领导指挥系统扁平化的迹象。例如，美空军就撤消了空军师一级编制，俄海军也撤消了分舰队，俄陆军则打算让集团军直辖旅，取消陆军师的建制。

　　４.要建设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信息社会也是网络化社会，信息时代也是网络化时代。迄今，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网络化程度已经很高，本单位有内部网，本地区有局域网，本行业有专业网，本国有广域网，世界有因特网，几乎每个单位和相当一部分家庭都入了网。而且，各国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还在以很高的速度向更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社会已经基本实现网络化，军队怎么办?军队是组织严密的武装集团，更需要实时获取信息，实时做出反应。于是，很多国家的军队便开始仿照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军事信息高速公路"，即建设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

　　５.要培养高素质军事人员。在农业社会，只要有体力，就可以耕田种地。在工业社会，只要有体力和一定的技能，就可以在工厂做工。在信息社会，只有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才能在支柱产业--信息产业部门工作。同样，"受过很少教育的人能在第一次浪潮战争的白刃肉搏中英勇作战，在第二次浪潮战争中也能打胜仗，但他们在第三次浪潮军队中就像无知识的工人在第三次浪潮产业部门中一样，完全是累赘。"(托夫勒语，引自《战争与反战争》一书)在这里，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军队"就是信息时代的军队，"第三次浪潮产业部门"主要指信息时代的知识经济部门。在信息时代，军人的素质特别是知识素质极其重要，它是构成高素质军队的核心要素。信息化武器装备，要靠高素质的军人去使用；信息化军队，要靠高素质的军人去建设；信息化战争，要靠高素质的军人去谋划、实施和打赢。 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参见《世界新军事革命》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4月版 王保存著)

 训练改革在军事革命中的作用

    军事革命是从战争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的完整过程,仅仅停留在思想认识阶段不可能完成军事革命,只有用理性认识去进一步改造军队原有的体制编制并指导部队训练及作战,军事革命才能实现。机械化军事革命之所以首先在坦克等新型武器发展并不先进的德国发生,是由于德国引进"闪击战"思想并于30年代后半期形成"闪击战"军事理论后并没有就此而止,而是进一步用新军事理论作指导加紧生产装备新式坦克,组建大量的坦克机械化部队,建立独立的军种--空军,调整军事力量结构和体制编制,按照新一代条令严格训练部队。这样,就为军事革命首先在德国出现创造了最终的条件。在"制空权"理论指导下,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继英国之后建立了独立的空军,美国组建了空中力量的战役军团,成立了以战略打击力量为主体的不是空军的空军--陆军航空兵。航空兵部队的大量组建和空军独立军种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对独立的空中战场的形成和空中战争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海湾战争出现的军事革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美军提出"空地一体战"等新的作战理论并以作战条令的形式确立后,在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方面也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如为了联合作战的需要,空军和陆军联合研制了E-8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飞机等联合作战武器装备；在指挥体制上,成立了战时联合作战指挥部及下属的空中、陆地、海上作战指挥中心,统一指挥各个战场的作战,有效地解决了过去作战中各军兵种力量条块分割的状况,并在入侵格林纳达、巴拿马、空袭利比亚等战争中不断检验完善新理论。这样,才使海湾战争的作战方法出现了飞跃。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海湾战争的实践说明,只有将先进的技术、军事思想、理论与正确的条令和科学的编制结合起来,形成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新武器效果的机制,军事革命才能完成。军事理论是人们的主观意识对于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而军事革命则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要想使实践能够遵循理论的指导,就必须有一个用对军事革命的理性认识去改造军队现有的体制编制和指导部队训练的问题,以形成使用新作战样式的机制,这是完成军事革命的最后一个环节,缺少这个环节,军事革命则很可能半途而废。许多军事革命的倡导者从历史和自身的实践中深深感到,要顺利地进行军事革命并使之充满活力,就不能仅仅单纯进行理论探讨。军事革命的历史表明,新的军事理论形成后军事革命还会遇到十分棘手的障碍,这些障碍往往会削弱乃至完全消除军事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过时的体制编制和条令条例。其中的重要原因,一是改变传统的观念形成新的条令条例需要时间。二是体制编制的改革涉及到各军兵种的地位作用、规模、武器装备的采购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实际利益。历次军事革命都在体制编制和条令条例的变革中遇到了实实在在的障碍,因而体制编制变革是军事革命的最重要部分。越南战争后,美国军事界之所以用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才形成了"空地一体战"等新一代作战理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空军从来都不是战争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空军作为战争的主体力量和陆军的平等伙伴,并以条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再据此调整军事力量结构,不得不经过较长的时间。新作战纲要颁布后,美军在武器发展、军事力量结构调整、部队训练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才出现了海湾战争这样一场反映军事革命成果的高技术战争。军事技术进步只有与新的条令和编制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参见《新军事革命论》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6年12月版　高春翔主编）

信息社会对作战方式的影响

   作战方式是一个与作战有关的很宽泛的概念，它涉及战争与作战的方方面面。任何作战方式，都可以在相应的人类技术社会形状的生产方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１.作战力量主导要素的变化。在工业社会中，资金和能源是重要的资源。在机械化战争中，构成作战力量的主导要素也是表现为火力和机动力的物质和能量。而在信息社会，信息则是最重要的资源，人们只要拥有信息就可参加经济活动。同样，在尚未到来的信息化战争中，信息将是作战力量的主导要素，只有取得信息优势，才能赢得战争。

　　２.战争形态的变化。战争形态包括战争规模、持续时间、目的、杀伤破坏力等要素。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大规模集中式"刚性生产"，以充分释放物资的化学能、机械能或核能。这反映在战争中就是，运用机械化大兵团作战，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造成的伤亡破坏极其严重；在战争目的上，强调攻城掠地，大量杀伤敌军，追求使敌方彻底屈服。信息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分散化"柔性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信息在社会生活中作用显赫。这些将导致战争形态的变化，亦即使战场透明，战争目的有限，达成战争目标直接，战争进程加快，造成的伤亡破坏大为减少。

　　３.作战线性与非线性关系的变化。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大特点是大生产、流水线、程序化。因此，工业社会的战争所体现的主要是线性关系，而非线性关系是个别现象。在作战部署上，像工业生产线一样，有前沿部队、后方梯队和预备队；战场上，有接触线、交战线，后方有运输线。在进攻作战中，像流水生产线一样，一个波次一个波次地实施突击；在防御作战中，又层层设防，边打边退。在协同作战中，空军的飞机要突击什么目标，步兵或坦克兵在什么位置，都有预先安排。总之，机械化战争中的作战行动都非常程式化，线性关系突出。而信息社会的生产方式则有非标准化、非规模化的特点，这将导致非线性作战的出现。在未来战争中，作战将呈"无序状态"，攻防界线、前方后方界线、交战线、接触线都将变得模糊不清；交战也不按程序进行，纵深打击将一步到位。

　　４.作战节奏与速度的变化。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一书中写道，信息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信息渠道的信息流动加快了，使发讯者和收讯者更加接近"。在信息化战争中，作战节奏和作战速度将比在机械化战争中有极大提高，这主要是由于信息流动加快，"战争迷雾"散开，战场变得透明。在透明的战场上，对敌方、己方的情况了如指掌，拥有作战主动权，当然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加快作战进程，很快迫敌就范。

　　５.作战样式的变化。信息社会是信息化和网络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本身及其孕育的信息化军队，必然导致许多新作战样式的出现。这些新作战样式居于信息化军事形态范畴，而且都与信息有关，如信息战、指挥控制战、精确战、结构破坏战、点穴战、计算机空间战、黑客战等等。这些作战样式，又可统称为"软性"作战，与工业时代的"硬性"作战相比，其最大特点是对人员造成的伤亡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轻。

 "对称"战略与"不对称"战略

　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上走"复合式"发展道路的第三个表现是，同时实施"对称"战略和"不对称"战略。"对称"战略和"不对称"战略这两个术语是美国防部在1997年颁发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前者是指其他国家或团体，特别是美国的敌对性国家或团体，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像美国一样采取常规或正规的方式和做法；后者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在建军与作战中针对敌方弱点采取非常规或非正规的方式与做法。"

　　美国军队善于对付敌对性国家或团体的军事力量实施的"对称"作战。在"对称"战场上，美军可凭借其技术、装备优势，特别是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高的优势，使战场对自己单向透明，使敌方因装备落后、通信不畅、"耳聋眼瞎"而对战场情况若明若暗，战斗力难以发挥。但是，美军却难以对付敌方的"不对称"作战，担心敌方实施"不对称"袭击。实施"不对称"袭击的敌性武装力量，不采取正规作战方式与美军正面较量；而是针对美军伤亡承受能力差、严重依赖信息网络系统等弱点，或使用核、生、化武器，或采取游击战、恐怖活动等非常规作战手段，对美前沿部署部队、战区投送部队或其他美军部队进行袭击。美国"塑造--反应--准备"的新军事战略，把敌性力量的"不对称"袭击视为对美国和美军的重大威胁。为了验证"不对称"作战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的严重性，前不久兰德公司用模拟手段演示了一场伊朗对美国实施的"计算机空间战"。伊朗雇佣计算机专家，把计算机病毒注入西方程控电话交换站，不仅使华盛顿的所有电话失灵，而且使纽约和伦敦的股市狂泻，民航班机失事，银行巨额资金流向伊朗，美国朝野一片哗然；尔后，伊朗又激活大批"计算机寄生虫"，噬毁了美军战场指挥机构的计算机网络数据库，使美军向中东地区派兵以及调拨军用物资的计划流产，原先部署在海湾地区的美军部队接到撤回本土的假命令，证扬帆回国……，美国在伊朗的信息攻击面前一败涂地。这一模拟演练的情况虽然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也确实说明了美国对"不对称"作战的担心。我们认为，我国在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既要采取"对称"策略，也要实施"不对称"战略。采取"对称"战略是因为，武装力量建设和以作战为中心的军事斗争都是一门科学，都有它的客观规律性和客观真理性。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都要按照在军事领域的这些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要受损失，吃败仗，走弯路，跌跤子。例如，各国军队或迟或早都要走信息化建设的道路，在战争中也都要遵循很多共同的作战原则，就是这个道理。既然这个道理讲的通，既然各国军队的建设与作战有共同的规律可循，这就要求我们大胆地借鉴外军，特别是借鉴发达国家军队建设和作战的有益经验与理论。

　　在推行"对称"战略的何时，也要实施"不对称"战略。这是因为各国的国情军情不同，如果只实施"对称"战略，一切照抄照搬，就会使本国的军队建设和作战走弯路，吃败仗，事倍功半。特别要强调的是，对潜在对手，更要实施"不对称"战略。在军队建设上，要针对对手的弱点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包括发展能制敌的"杀手锏"武器。在战争中，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创造性地使用新战法，扬长避短，以我为主，不拘一格。

　　要有效地同时推行"对称"战略和"不对称"战略，必须做好四件事:一是对新军事革命进行跟踪研究。要密切跟踪新军事革命的发展动态，准确预测新军事革命的发展趋势。在跟踪研究中，既要"客观准确"，又要把握规律；既要高度敏锐，又要以我为主，不以偏盖全，被人误导。二是对外军特别是潜在对手进行研究。要深入研究外国军队质量建设的经验教训、军事理论各学科的发展情况，要正确分析和全面把握潜在对手的军队建设与军事斗争准备情况，特别是它们的强点与弱点。三是对本国本军情况进行深入了解。"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己"既不容易，也十分重要。我国在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有时效益不高，效果不好，甚至走弯路，都与我们对我国国情军情不甚了解有关。四是制定长远国防发展规划，使我国的军队建设、军事改革乃至军事革命瞄向更远的未来，着眼于"后天的"竞争。在制定长远规划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以21世纪中叶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对军事能力的需求为依据，设计和确定军事发展的总目标；第二，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传统军事文化的优势，特别是战略思维、理性思维、系统思维能力强的特长，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统筹考虑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第三，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对国防的投入，以及战争形态和安全威胁形态的变化，确定我国军事发展的思路与模式；第四，根据我国长远的经济发展，统一祖国，反对霸权主义的需要，制定军队的任务和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策略$最后是要注意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国家力量，谋划和指导国家安全领域的斗争。(参见《世界新军事革命》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4月版 王保存著)